遇難者：李德志，男，遇難年齡25歲，北京郵電學院應用物理系88級碩士研究生，89年6月4日凌晨在復興門遇難，屍體從復興醫院領回。
“那是肯定的，我的孩子完全是無辜的，他沒有參加任何活動，他只是上街去看看，就遭到槍擊。我要求現政府應該認真地把六四大屠殺這件事擺在議事日程上來，把真相說清楚，究竟這些學生為什麼被打死，現在，就是打死一條狗還要追究責任呢，何況是一個人呢，那可是一條鮮活的生命啊！我現在心情非常不好，經常失眠，如果睡著了就會做夢，做夢時經常能夢到我的兒子。我的身體也不好，年齡也大了七十多歲了。 ”
我和郭麗英從鄭州繼續坐高鐵到湖北武漢，看望住在武漢的二位難屬和一位傷殘者。我們在北京預先定好了酒店，酒店的地點位於難屬李顯遠家和劉仁安、齊國香夫婦家不遠的位置，他們兩家相隔有一站地的距離，我們預定的酒店位置恰好就在他們兩家的中間。
由於我們是晚上到達武漢，當晚只是在酒店和他們通了電話，告訴他們我們在第二天會用上下午兩個半天時間分別去他們家進行采訪。第二天一大早，李顯遠和齊國香就到酒店找我們來了，兩人見到我們非常興奮倍感親切地和我們交談，經商議決定上午我們和齊國香一起去李顯遠家下午去齊國香家。
李德志，性別男，遇難年齡25歲，北京郵電學院應用物理系88級碩士研究生，89年6月4日凌晨在復興門遇難，屍體從復興醫院領回。
李德志的父親李顯遠是湖北省郵電學校的老師，他的身體非常羸弱，瘦削的臉龐掛著病容，神情肅穆略帶一些憂郁，見到他時，我的內心裡湧出一種心酸的感覺。在路上他告訴我們，他的妻子很早就因病過世了，是他一個人拉扯大三個兒子，想不到自己的大兒子在研究生馬上就要畢業時，被戒嚴部隊打死了，這讓他非常痛苦。
我們的酒店離他的學校只有半站地的路程，走過去也就十幾分鐘便到了。走進學校大門，他的二兒子李德順站在那裡迎接我們，李顯遠向我們介紹了他的二兒子，告訴我們他想讓他的兒子和我們見一面相互能夠認識，因為六四大屠殺事件不知道什麼時間可以得到解決，如果有一天他不在了，我們可以找到他的兒子和他的兒子聯系。他的二兒子是在無線電系統工作，家也是住在學校裡面和他不是同一個樓，由於單位效益不好，目前失業在家，有時會在學校裡替學校做一些臨工。
走過學校的操場和教學樓，來到教職員工的宿舍區，這裡的環境很安靜，樓與樓之間都種有很多樹，綠蔭環繞。李顯遠家住在二樓，是一個小三居的格局沒有客廳，每一個房間都不大，其中一間被主人作為客廳加吃飯的地方，另外兩間是臥室。家中陳設極其簡單，客廳裡只有一個用了很久的沙發和一張吃飯的桌子幾把凳子，陳設雖簡單倒也不是很凌亂，對於一個家中無主婦的單身老人來說已經很干淨了。
我們請他坐到沙發上，向他說明我們的來意，六四大屠殺25周年馬上就要到了，我們受北京難屬的委托到這裡來看望身在外地的難屬生活情況，也想聽聽大家對發生在25年前的那場大屠殺，遲遲不能得到解決內心的真實想法。人命關天，國家采取不聞不問、不理不睬的態度，無視那場大屠殺死去的那麼多年輕的生命，還有死去的那麼多各個年齡段的市民甚至包括尚在年幼的孩子，面對共產黨和政府對公民生命的冷漠，做為難屬我們將怎麼做。
“先從您的孩子上學遇難情況開始吧。您的孩子李德志是哪個學校，學的是什麼專業？”
“他是北京郵電學院應用物理系專業碩士研究生。他在5月份受導師的委托代替他的導師去天津開一個全國性的光通訊會議，6月2日回到北京，隨即就和導師到實驗室向導師彙報會議內容，他一直沒有時間參加學潮。6月3日晚上，他騎著自行車離開學校，走到復興門時，遭遇戒嚴部隊向人群瘋狂地掃射，他腹部中彈被市民送到醫院，送到醫院已經沒有辦法搶救了。”
“他被送到哪個醫院？”
“送到復興醫院，聽說是用的開花子彈，沒有辦法活。”
“您是幾號知道他的消息的？”
“大概是過了兩天，我們學校的校長找我，說是孩子的學校裡有事要找我，讓我去一趟並說他要去北京開會，讓我和他一起去。當時，沒有告訴我孩子被打死的真相，去了才知道那麼慘。我去了以後，沒有看到孩子的遺體，學校從醫院把遺體取回後馬上就火化了，學校告訴我說，因為天氣太熱了屍體無法保存。”
學校向李顯遠出具了一份【關於李德志同學不幸遇難的情況】的說明。
說明中寫道：【李德志同學是我院應用物理系86級畢業生，在武漢郵電517廠工作兩年後於1988年考取我院碩士研究生。該同學在大學四年和研究生學習期間，一貫學習勤奮、成績優良，積極參加學校和班級組織的各項活動。遵紀守法、尊敬師長、團結同學、為人忠厚老實，受到老師和同學們的好評。
近二個月來，李德志同學一心放在課題工作上，幾乎沒有介入這次學潮，從五月初到天津參加CCD講習班並采購器材，為論文工作做准備，直到五月底返回學院。
回院後，他積極從事論文工作，並指導本科生畢業設計，直到六月三日上午。該生於六月三日下午七時左右，騎自行車外出，六月四日凌晨在復興門一帶不幸遇難身亡。
北京郵電學院，1989年6月17日】
“他的母親是什麼時候去世的，她不知道她的孩子被打死的情況吧？”
“84年，39歲就因病去世了，她去世時，他在大一。”
“您一個人帶著三個孩子真不容易，這件事一定對您打擊很大。”
“因為我家庭經濟困難，當年我只有三十多元錢的工資，他是我的大兒子，我只能供他一人上大學，他的兩個弟弟都沒有上大學。”
坐在我們面前的這位瘦弱老人，一位老教師，他的命運真是坎坷。他的妻子人未到中年就撒手人寰離他而去，在替妻子治病期間，一定也花去了他們的不少積蓄，留下三個兒子需要他撫養，可以想見，當年他獨自帶著三個孩子時，其生活的重擔可以說壓得他喘不過氣來。他的希望寄托在他的大兒子身上，期待他的大兒子研究生畢業後，能夠幫助他分擔一些家庭負擔，這種期待被共產黨的槍聲湮滅了。
“您是從什麼時候決定參加六四難屬簽名？”
“95年吧，是魏金生的秘書小童找到我，她告訴我，北京的難屬已經決定聯名向國家討回我們的公道。”齊國香在旁邊插言道。
“是的，是劉仁安、齊國香夫婦倆告訴我的，我才知道，難屬們希望能夠團結起來，向國家提出我們的訴求，解決六四大屠殺的事情。”
“我們難屬二十五周年來艱苦努力地走到今天，是什麼精神支持著您，是不是要為自己的孩子討一個說法。”郭麗英問道
“那是肯定的，我的孩子完全是無辜的，他沒有參加任何活動，他只是上街去看看，就遭到槍擊。我要求現政府應該認真地把六四大屠殺這件事擺在議事日程上來，把真相說清楚，究竟這些學生為什麼被打死，現在，就是打死一條狗還要追究責任呢，何況是一個人呢，那可是一條鮮活的生命啊！我現在心情非常不好，經常失眠，如果睡著了就會做夢，做夢時經常能夢到我的兒子。我的身體也不好，年齡也大了七十多歲了”
“您今年多大歲數了，身體有什麼病？”
“75歲，我一身的病，我體重只有93斤，檢查身體時，我患有糜爛性萎縮胃炎、多發性腦梗、腦萎縮等等一系列的病。”
“我們難屬在25年中向國家提出我們的三項訴求，要求真相、問責、賠償。您對這三項訴求有什麼看法？”
“三項訴求我是非常支持的，我的想法是國家按照法律首先解決賠償問題。因為他只是個學生又不是暴徒，按照法律應該賠償！我的年齡大了，看病也看不起。其他的同時或者一步一步地認真調查搞清真相再進行解決。”
“政府對學生的這場大屠殺您怎麼看待它的性質？”
“這個屠殺肯定是不人道的，毫無道理的！學生手無寸鐵，他們純粹是為了反腐，這和政府現在提出的反腐要求是一致的，我認為當年學生的要求是合法的，將學運定為暴亂完全是扣的一個大帽子。希望政府不要拖，越早越好，盡快地把這件事合理合法地解決。”
在我們采訪即將結束時，李顯遠情緒激動地對我們說：“六四大屠殺二十五周年了，我心裡有很多話想要說，這件事政府必須要給我們一個答復！不能讓這件事石沉大海，不理不睬不是解決問題的好辦法，希望政府能夠面對我們這些失去孩子、親人的難屬群體，不要只在喊團結、和諧的口號，如果政府還不改變自己的形像，為所欲為，可以隨便開槍殺人，殺了人又沒有罪，老百姓還有什麼安全感，還有誰再敢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北京去讀書！我就非常後悔，如果我的孩子不是到北京讀書，怎麼可能會發生這樣的事，不要讓老百姓太失望了。”
這是一個老教師、一個老知識分子發自肺腑之言，孩子被無辜打死是他這一生最痛苦、最痛心的事情。他希望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不要再對二十五年前對本國公民犯下的反人類罪行再繼續沉默下去。請拿出誠意來，直視89年6月4日發生在首都北京的那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用沉默來逃責是行不通的。六四大屠殺這一場血案早已被釘在了中國歷史的恥辱柱上，無論共產黨是如何歌頌建國以來的豐功偉績都抹殺不掉這一血寫的事實。還給我們能夠安全地、自由地生活在自己家園的天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