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父親病逝
天安門母親監視下送別
「2014年6月9日上午──六四25周年過後沒有幾天，天安門母親群體又痛失了一位難友，六四死難者趙龍的父親、81歲的趙廷杰先生！」趙因胃癌去世，20多名天安門母親成員及趙生前的親友，於上周五（13日）在便衣公安嚴密監視下，在北京市安貞醫院地下室為其舉行喪禮。
監視者多於送喪者
天安門母親對於失去了一位錚錚鐵骨的硬漢子，大家痛徹心扉，但彼岸冤魂行列中又增加了一位怒視中共當局的索討者！據天安門母親成員透露，趙剛去世時，其在北京的成員就被公安警告不得前往參與喪禮，但經過他們一輪抗議和堅持，警員終放行。20多名成員和趙廷杰生前的親友，由「專人」護送至醫院，而監視人數更遠遠多於參加喪禮人數，且嚴禁在場人士拍照。他們給趙舉行簡單卻莊重的遺體告別儀式。
趙廷杰生前曾為六四難屬群體操碎了心。三年前，他嚴肅地問一批年逾古稀的天安門母親群體成員：「眼看這一年離世的難友多起來了，你們幾位還能撐多久？」天安門成員稱，也正是從那個時候起，大家經過三年努力，終於孕育並形成了目前由尤維潔女士等五位成員組成的新的天安門母親群體服務團隊，「如今斯人已逝，我們不得不信服和感激老趙的深謀遠慮」，「我們將更加努力以告慰老趙的在天之靈！祈願老趙和夫人蘇冰嫻女士在天之靈護佑天安門母親群體的抗爭」。
http://hk.apple.nextmedia.com/international/art/20140620/18767607
遇難者：趙龍，男，1989年6月4凌晨1時多，在西單路口左胸中三彈，當即死亡。遇難時年僅21歲。家人在二龍路醫院找到遺體。
「從6月3日深夜到6月7日，我們開始了漫長的尋找。龍龍的朋友、同學、我 的朋友、同事分頭去了各大醫院。在郵電醫院，我們翻檢過成堆的屍體，卻沒有找到龍龍；在人民醫院，門口貼出了140位死者名單，也沒有龍龍的名字；在復興 醫院的屍體大部分已被認領，剩下的一具屍體躺在冰櫃裡，腹部被刺刀捅爛了，眼睛還睜著；這裡也沒有龍龍。
她給我們留下了一份不可磨滅的證詞（天安門母親網站《六四受難者尋訪實錄》）
「趙龍，男，1968年2月2日出生於上海，遇難時21歲；生前在家待業，臨時在隆福商場打工；89年6月4日晨2時左右，在西長安街民族宮至六部口地段遇難，左胸部三處中彈；現骨灰存放在家中。」這是已故難友蘇冰嫻女士為「六四」大屠殺中遇難兒子所寫證詞的第一段。
蘇冰嫻女士已於2001年1月15日不幸逝世。生前，她是我們這個「天安門母親」群體中受人尊敬的重要一員。關於這位母親的一些往事，我已於她逝世三週年的時候寫過一篇回憶文章，題目為《雞蛋就是要去碰碰石頭》。這是她生前說過的一句原話，人們從這句話中已足見其為人、處事之本色，我這裡不想再重複已經寫過的那些文字了。人們也許不會忘記，在1999年我們以群體的名義控告「六四」元兇李鵬的時候，冰嫻也曾提供過一份關於她兒子趙龍遇害的證詞。她的那份證詞已通過她自己的聲音記錄在1999年由「自由亞洲電台」製作的一張「六四」光碟裡。在這篇《尋訪實錄》中，我想全文照錄冰嫻的這份證詞，以此來告慰她的在天之靈。
下面是這份證詞的全文：
「趙龍高中畢業後未考取大學，經兩年磨練，認識到讀書的重要。他說『媽媽，我要掙點錢交學費上學了。』我兒子是一個天真爛漫的青年，心地善良，富於同情心，樂於助人，尊長愛友。他彈得一手好吉他，電子琴也彈得動聽。他的存在使我們家裡充滿了活力與歡樂。
「1989年5月中旬，他在隆福大廈打工。5月的北京是不平靜的，百萬學生和民眾發起了反腐敗、爭民主的示威請願運動。趙龍與他的商場夥伴關注著這場運動，多次走上了街頭。他還常常在下班後去天安門看望讀大學的朋友，送食品、送水。北京戒嚴後的一天晚飯時，我說：『龍龍，你別去遊行了，也別去天安門了，你還小，不知道怎樣保護自己！』他說：『媽媽，你放心，我只想作一個歷史的見證人。』我發現他學會了自己思考問題，好像一下子長大了。
「1989年6月3日晚飯後，我們全家四人圍成一圈。我說：『今晚咱們誰也不許出去！』因為晚飯前我去西單路口，看到長安街上氣氛異常，高音喇叭聲嘶力竭地警告民眾不要出門。我女兒米蘭和我丈夫一定要出去看看，趙龍和他們也一起下了樓。我在家焦躁不安地等他們歸來，深夜12點多了，仍不見他們回家。這時外面突然槍聲大作，就像除夕夜密集的鞭炮聲，宿舍樓裡的人們一下驚呼起來，爭先恐後地奔向樓下，紛紛議論著是真槍還是橡皮子彈？我驚恐萬分，隨著人群到了西單商場對面的西斜街路口。在這裡，我突然看到電話亭旁一輛三輪車上躺著一個被子彈擊中的青年，腸子流出了體外。而在大街上，幾輛坦克由北向南呼嘯而過，青年們飛車也向西單路口衝去。在路燈下，我一眼看見穿黃色Ｔ恤衫的龍兒，他飛車進了胡同，我心中一塊石頭算是落了地。我對身邊的丈夫說：『你騎車回去看看，別讓龍龍出來了！』我丈夫說他的車在民族宮，人多車多不好找，他就步行回家。過了好長時間，丈夫回到路口說：龍龍不在家；院裡的阿姨們不讓他再離開家，龍龍說要去找媽媽，又騎車出去了。我丈夫說龍龍機靈，不會有事的。
「這時已是4日凌晨1點40分了，我16歲的女兒說到西單路口去找哥哥，但正碰上坦克開路的戒嚴部隊一路自西向東掃射，她撲倒在地，躲在花壇後面，根本無法去長安街上尋找哥哥，於是又撤回西斜街路口。6月4日凌晨5點多，我上了長安街，想去天安門找龍兒，或許他被困在那裡。戒嚴部隊手持衝鋒槍，自紅牆至電報大樓處，面向西席地而坐，封鎖了去天安門的通道，當憤怒的人群喊著「打倒法西斯！」衝向他們時，部隊就扔出燃燒彈，群眾就往西邊退，地上一灘灘鮮血，有的已經變成暗紅色，萬分慘烈，萬分悲壯……。
「從6月3日深夜到6月7日，我們開始了漫長的尋找。龍龍的朋友、同學、我的朋友、同事分頭去了各大醫院。在郵電醫院，我們翻檢過成堆的屍體，卻沒有找到龍龍；在人民醫院，門口貼出了140位死者名單，也沒有龍龍的名字；在復興醫院的屍體大部分已被認領，剩下的一具屍體躺在冰櫃裡，腹部被刺刀捅爛了，眼睛還睜著；這裡也沒有龍龍。我們猜疑龍龍被抓走了，向公安系統的朋友及監獄的朋友們打問，他們說當晚沒有抓人。6日晨，我丈夫終於在辟才胡同路口見到了趙龍的自行車，我們判斷他沒有走遠，要是出事也在附近，但我們找了好久仍然沒有找到，7日，有位同事說他女兒任職的一家位於宣武區四川飯店附近的醫院，還有好多屍體無人認領。那時長安街仍被頭戴鋼盔的戒嚴部隊封鎖著，並不時傳來槍殺群眾的消息。我丈夫說他一個人去。他迂迴到佈滿坦克的復興門立交橋下，繞道到了那家醫院。院方讓他看了些死者的照片，我丈夫認定2號就是，進到太平間細看，水泥地板上躺了九具屍體未被認領，2號屍體的臉和下身都腫得變了樣；但從他那被鮮血染紅了的黃色Ｔ恤衫、淺蘭色短牛仔褲、白色耐克鞋等辨認，他就是趙龍。他左胸連中三槍。據院方講，6月4日凌晨2點多被送到醫院時已經死亡。在埸的一位首鋼體育教練說是他和他的夥伴用平板車把龍龍送進醫院的，並說龍龍遇難的地點在六部口一帶。
「7日下午，我們拿著我妹妹親手縫製的潔白被縟覆蓋了龍兒的遺體。他們怕我支持不了，不讓我接近龍龍的遺體，我哭喊著：『我學過解剖，我不怕，我要見我的兒子！』我兒子的遺體被抬出來放在我腳邊，女兒跪在哥哥的身邊連連磕頭，大聲喊著：『哥哥對不起，那天晚上我們在一起就好了！』6月8日，我們去八寶山為龍兒火化、送行。這時的長安街上仍然戒備森嚴，兩側站滿了頭戴鋼盔，手持衝鋒槍的士兵。我們到八寶山已經是晚上6點鐘了，大門已關閉，我們叫開了門，當班的師傅同情地說：『收，都收下！』接著又有幾輛運屍體的車開進來，院裡、廳內放了很多屍體，師傅准許我們把龍兒的遺體停放在過道內。那種慘狀我至今仍歷歷在目。其中有一位剛從四川來京當保姆的老太太，是在木樨地高層樓陽台上被子彈射殺的，她的40歲左右的兒子從四川來京奔喪，哭著對我說：『大姐，你給我母親照兩張相吧！』我為那位安靜地平躺在車上的慘死的老人家照了幾張相，老人的兒子給我留下了四川萬縣的地址。可惜膠卷在沖洗時爆光了。三天後，我們把龍兒的骨灰存放到了老山骨灰堂。那是6月11日，這天到這裡存放骨灰的人很多。
「此後，我們每年都去老山祭奠。但1992年上半年，派出所來人要我們把骨灰從老山骨灰堂取走，否則他們就要統一處理了。儘管我們提出了強烈抗議，仍不允許放在那裡，我們不得不把龍龍的骨灰存放在家裡，一直到今天。」
蘇冰嫻 1999.1.19
這裡需要補充的是，蘇冰嫻女士雖然離我們而去了，但她的精神不死。這是一種敢於直面邪惡的精神，一種挺起腰桿向惡魔般命運挑戰的精神，而這，也正是我們這個天安門母親群體的精神。現在，她已經與她深愛著的龍兒一起，長眠於京郊八達嶺的一處公墓裡。（由丁子霖根據蘇冰嫻女士生前提供的證詞整理 2005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