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難者：吳國峰，性別，男，系中國人民大學86級工業經濟系學生，89年6月3日夜，攜照相機騎自行車離校，遇難時後腦中彈，倒地後，又被刺刀捅入腹部，有2寸長的刀口，雙手手心留有明顯刀痕。當時由一位老人送郵電醫院，吳向老人說完他所在的學校就死了。
“我們一百多名難屬向政府提出我們的訴求，堅持了二十多年，至今未有結果。我們還要繼續堅持下去，要求不會中斷，一代不行，還有下一代。雖然，我們地處小地方，但是，我們的心永遠和難屬們站在一起，難屬們的所有決定，堅決支持，堅決參與，直到“六四”問題的解決。 ”
我和吳麗虹看望了肖宗友夫婦後，決定在第二天上午，去看望住在成都郊區新津縣五津鎮上的吳國峰的父母吳定富夫婦。我們准備坐郊區公交車去，在北京事先上網查了開往新津縣汽車站的地點，汽車站正好位於火車站旁邊，我們看望吳定富夫婦後，還要坐火車去重慶酉陽尋找陳永廷的家人，為了方便我們出行，在北京時就把第二天的酒店定在汽車站旁邊。
吳國峰，性別，男，系中國人民大學86級工業經濟系學生，89年6月3日夜，攜照相機騎自行車離校，遇難時後腦中彈，倒地後，又被刺刀捅入腹部，有2寸長的刀口，雙手手心留有明顯刀痕。當時由一位老人送郵電醫院，吳向老人說完他所在的學校就死了。
當晚，我們和吳定富通了電話，告訴他明天上午會去。放下電話，又接了一個電話，是四川民運人士陳雲飛打來的，他說等一會兒會和一個人來看我們。這個人我們在上午見陳雲飛時，陳雲飛提起過他，他是四川重慶酉陽縣人，遇難者酉陽陳永廷的家就是他找到的。
約九點，聽見敲門聲，打開門，是陳雲飛他們來了，陳雲飛向我們介紹了這位來者，89年時，在北京工作，是一位記者，現在，已經換了工作。當他知道我們明天要去吳定富家時，執意要送我們去。他說：“新津縣離成都有好遠的路，你們初來，恐怕不好找，我明天上午有事，下午可開車送你們去。”他的性格是一個說一不二的人，只要他想做，是容不得別人推辭的。我們只好聽從他的安排，通知吳定富改在明天下午。
第二天一早，退了房，陳雲飛把我們送到預定的酒店。上午，安排我們約見了一些人，中午，吃完飯後，那位記者開車來接我們。
在路上，他告訴我們，四川有一些非常同情“六四”難屬的人士每年都會看望吳定富夫婦和肖宗友夫婦，他也是其中人員之一。無論誰家有事，只要被他們知道，他們都會竭盡全力地給予幫助。他們得知肖宗友的老伴喬秀蘭有病時，千方百計，到處尋醫問藥，帶著喬秀蘭到離成都幾十裡地外，找老中醫為她問診號脈。得知吳定富患有白內障眼疾時，他們把消息發布到網上，呼吁大家為他捐款，捐到的款全部給了吳定富。他們稱呼兩家老人為爸爸媽媽，這位記者告訴我們：“當年，他們的兒子被無辜打死，我們都是他們的兒子。”我為四川的難屬有這樣一群人的關心而高興，我也為他們所做的事而感動，他們並沒有借此沽名釣譽，只是內心裡永不能忘記的“六四”情懷促使他們必須要這麼做。
從成都市區開車到新津縣路程的確不算太近，自己開車去到新津五津鎮還開了一個多小時，如果是坐大巴去時間會更長。有這位記者的帶路，熟門熟路，我們到是省了很多心。來到吳定富家，這是吳定富夫婦在90年代末原住房拆遷後，重新購置的一套三室一廳的房子，家中陳設簡約，但被女主人收拾的非常干淨 。
一進門，是一個小型的餐廳，餐廳裡放著一張餐桌，餐廳的右手是廚房和衛生間，加了一面多寶格的牆與廚房衛生間分割，對面是臥室，餐廳的左手連著客廳和一間臥室。依著大門的那面牆靠著一個五鬥櫃，櫃子上擺著兩瓶花、水果及一個淨瓶，牆上掛著他們的兒子吳國峰的照片，這一個小小的靈堂是父母與兒子心靈溝通的地方，二十多年來一直陪伴著他們夫婦倆。
吳定富今年70歲，是新津縣一混凝土廠的退休工人。老伴宋秀玲67歲，無正式工作，曾在自家門口開一個小店，原住房拆遷後，小店也就不存在了。夫婦倆有三個孩子。老大是女兒，家住武漢，女兒的孩子已經有了個4歲的女兒，也就是他們已經是四世同堂了。下面是二個兒子，吳國峰是老二，最小的兒子叫吳國賓。吳國賓因患尿毒症醫治無效，於2001年7月去世，妻子改嫁，與他們沒有來往，留下一個女兒，目前和他們夫婦倆共同生活，現在讀中學。
“我們這次來，是受北京的難屬的委托，同時也受丁老師、張老師的委托，到這兒來看看你們，二十多年來，我們從來沒有來過，從我們向國家要求我們的權益開始，已經有30多位難屬因病相繼去世了，因此，我們覺得有必要到外地看看你們的生活情況。隨著年齡的增長，會發生很多變故，我們不想看不到你們。現在，我們面對面的見面，你們再談談當年吳國峰的情況吧。”
“我知道吳國峰是人大經濟系的，當年，他多大，是大幾的學生。”
“對，他是工業經濟系的，他當年21歲，應該是差一個月滿21歲，他是7月3號出生的，是大三的學生。”吳定富說道。
“我也看了丁老師在【六四訪談錄】中寫的有關吳國峰的情況，他是被子彈打在頭部，又被刺刀捅了一刀死的，是吧。”
“是的，子彈打在他的頭部，又被刺刀捅了一刀。”
“當時，看了以後我很氣憤，覺得用子彈打完了還要用刺刀捅，這是什麼樣的狠心才能夠下得去手。當年，我在北京的同仁醫院，我的丈夫死在那裡。送信的人也曾經告訴我，有一個煤炭部的人也是被刺刀捅到後心而死，他送到醫院時還活著，他只說了一句：我是煤炭部的，就死了，其實這個人我們到現在也沒有找到，他的情況我們不知道。我最不能容忍是用刺刀去捅人，太殘忍了，要說是子彈，軍隊對平民百姓掃射，打到誰是誰，刺刀就不同了，那是面對面，怎麼能下得去手。所以，對吳國峰的事情，我一直很難受，今天，我們到這兒來，面對面，你們談談吳國峰當年參加六四的情況以及你們知道後是怎麼做的。”
“89年4月，吳國峰給我們寫過一封很長的信，信中談到胡耀邦去世，同學們如何悼念胡耀邦，他也參加了悼念胡耀邦的活動，寫過一些悼念胡耀邦的詩詞，信中寫了很多有關學運的情況。我接到他的信後，站在家長的角度回信給他，讓他不要參加這樣的政治運動，不要太相信共產黨。你對共產黨根本不了解，我生活了幾十年，看到共產黨對不同意見的人整起來所采取的手段極其殘酷。參加了有可能會遭到更大的打擊，甚至滅亡。”
“您寫這封信是出於對孩子的愛心。”
“出於愛心，我的兒子考入人大，對於我們小小的新津縣來說，是四十年來第一個。”
“他一定學習很努力吧，也很聰明。”
“他不努力，很聰明。學習起來可以說是過目不忘。他看過一段就知道了。”
“那時候，我就和他講，最好不要參與這件事，倒數多年，政治運動很多人都受到了各種各樣的衝擊，在我們心中留下了陰影，我們對政治運動越來越沒有興趣。”
“你們在文化大革命受到過衝擊。”
“我們看到文化大革命中兩派武鬥，小時候我也參加兒童團鬥過地主，從五十年代起經歷過多次政治運動，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他媽媽的舅舅是西南師範學院歷史系的教授，是一個民盟黨員，反右時定為右派，雖然定得不重 ，兩三年後就放出來了，那他的家庭也受到了影響。因此，我們心中留有陰影，害怕自己的孩子不知輕重，會出事。”
信寄走後，吳國峰未回信，他們夫婦倆人心裡明白，自己的兒子不同意他們的觀點。他們只能在家裡關注著北京學運的事態發展，心懸著兒子，沒有任何事情可以為兒子做。
“當年，北京的各大院校都出來了走向街頭，在那種大環境下，他身在其中不可能不參與。”
“不可能不參與，他媽媽說年輕人你不讓他參與怎麼可能，你也管不了他，讓他去鍛煉鍛煉也行。一直到他出事後。”
“出事時學校通知的。”
“不是學校通知的，是學校的經委部長通過經濟委的專線通知省經委、省經委通知縣經委、縣經委通知到我們鎮政府，鎮政府再通知到我們。”
“隔了一天，我們買了票到北京去。學校安排一位張姓黨支部副書記和一些同學來接的我們，把我們安排在招待所裡。當天到的比較晚，學校沒有找我們談，安排我們休息。第二天，學校才和我們談吳國峰的事情。學校和我們談吳國峰出事的情況。頭天晚上，班主任與系主任，系黨支部副書記到學生寢室內和同學們說：你們不要出去，部隊已經開槍要鎮壓了，哪怕你們在宿舍裡學著打麻將都可以。班主任他們剛離開，吳國峰就背著照相機推著一輛自行車離開學校了，說是要到現場親自去看看。有一個叫李學東的同學，父母是科學院的，我們在學校時他一直陪著我們，他和我們說了很多有關吳國峰的情況，他告訴我們，吳國峰從學潮開始就參加游行，在天安門廣場絕食5天，拍了很多照片，照片被沒收了。”
“學校問我們有什麼要求，當時，我就和學校提了兩點要求一個是，我自己出錢，想把孩子的遺體運回四川，因為，家裡還有吳國峰的姨、奶奶、娘娘等沒有見到他，想讓他們見他最後一面。學校答復不行，中央有命令，所有死者必須就地火化。第二個要求是，要為吳國峰全身清洗干淨，他是干淨來要干淨走，按照我們老家的習俗，未結婚的人去世，他就是孝子獻身，要穿白衣、白褲、戴白帽。學校答應了這一點要求。”
在郵電醫院，看到兒子渾身是血，凝固的血漿裹住了整個頭部，身上也是一道一道的血印，眼睛睜著，仿佛在用他不閉的目光，發出他生命的最後抗議！夫婦倆心如刀割，悲痛欲絕。醫院用酒精將吳國峰的遺體擦洗干淨，按照吳定富的要求，給吳國峰換上白衣、白褲、白帽，在醫院舉行了一個小型的告別儀式，送到八寶山火葬場火化。
學校本不想讓吳定富夫婦去八寶山火葬場，怕他難過，但是，吳定富夫婦倆堅持要去。要親自送自己的兒子最後一程、要親眼看著自己的兒子火化、要親手將自己的兒子的骨灰帶回。火化後，下午拿到骨灰，在北京逗留了一天，返回四川。
“我們在學校停留時，有幾個同學一直陪著我們，和我們講學潮的情況，講吳國峰是學校學生會籌委會成員之一，說吳國峰在參加完絕食以後，讓他去檢查身體，他不去，照樣回去上課。”
“籌委會是指學運期間嗎”
“是悼念胡耀邦成立的學生會籌委會，別的學校是成立高自聯，他們是成立籌委會。”
“吳國峰在絕食5天後，那時候，學校裡基本上開始解散了，他給我們發了一封電報，准備騎自行車回家，沿途看看，讓我們寄二百元錢就可以了。我是5月31號接到的電報，我們隨即寄去二百元錢，但是，到了北京才知道這筆錢他沒有收到，直到我們要離開北京時，這筆錢才到學校。錢寄走了，當時，所有的通信全部隔斷，我們也沒有辦法和他聯系。”
“他打死的地點在什麼地方。”
“出事地點應該在西單附近，那個地方離郵電醫院最近。97年還是98年，我見過丁老師一次，丁老師到成都來，給我打了一個電話，我打車到李家渡那個地方見的面。還見過人大謝韜副校長，他是成都人，丁老師讓謝副校長給我帶了一份資料來，現在已經去世了。這就是吳國峰出事的前前後後。”
吳國峰推著自行車只身一人離開學校後，當他行至西長安街西單附近時，遭遇由西開往到天安門廣場的戒嚴部隊。吳國峰在拍照時被一顆子彈打中後腦，倒地後，當時，他沒有死，戒嚴部隊的士兵上來搶他手中的照相機，他不肯給，在爭搶過程中，被戒嚴部隊的士兵用刺刀向下腹部捅了一刀，有一2寸長刀口。他雙手握在刀口處，雙手手心留有明顯的刀痕，可以想見，他是用他生命最後的力量握住了刺向他的刺刀。之後由一位老人把他送到郵電醫院，吳國峰向老人說完他所在的學校就死了。吳國峰身上有一塊手表及學生證，醫院根據送他到醫院的老人敘述及學生證的信息做了死亡登記。
6月4日臨晨，人民大學美學研究所所長蔣培坤教授，在尋找自己的兒子蔣連捷時，在郵電醫院死亡名單中，發現了吳國峰的名字，受醫院委托將吳國鋒死亡的消息帶回了學校。當吳定富夫婦在學校裡處理吳國峰後事時，他們並沒有見到蔣培坤、丁子霖夫婦倆，直到丁子霖教授用不太詳細的地址去信給他，他們這才聯系上，那時，離89年“六四”慘案已經過去了八年。
吳定富夫婦倆回到家後，看著兒子的骨灰，心中的怨氣難以排解。想到自已的孩子，從小學習優秀，無論是在新津小學讀書還是在新津中學讀書，都是三好學生。三年前，自己的孩子以新津縣文科狀元，考入北京人民大學，引起了整個新津縣的轟動，很多人都知道吳國峰的名字。夫婦倆商量，自己的兒子被無辜打死，一定要讓全縣的人知道，於是，他們在五津鎮正東街自家小店的門前，設了一個靈堂。
“我們的小店是在大街上，街上來來往往的人很多，尤其是每逢周二是趕集的日子，趕集的人很多，都來觀看，看了以後罵的人很多，無不對吳國峰的死感到惋惜。我們這裡有一個師範學校，師範學校的師生排著隊，抬著花圈到我們設的靈堂進行悼念。他的同學、學校老師、相識的或不相識的，都送上花圈，進行悼念以表達自己的哀思。”
“當地政府沒有干涉嗎“
“當地政府沒有干涉，因為，我這件事全縣都知道，全縣的人都很同情，當地政府在沒有接到上級指示前不敢來干涉。靈堂設了三天以後，大概是6月22號，我們是6月18號從北京回來的。縣裡要傳達鄧小平接見軍以上干部講話，就派了一個縣委副書記和鎮黨委書記來找我，和我商量，縣委副書記老家是和我一條街的，在讀書時高我兩屆，比較好說話。他對我講，我們明天要傳達鄧小平接見軍以上干部的講話，你們在大街上設靈堂，影響面太大了，現在已經設了三天了，建議你們是否把靈堂撤了。我同意了，但是，我向他們提了一個要求，街面上靈堂拆除，我要在鋪面裡面設靈堂，他說可以，隨便你們設多久。鋪面裡面設的靈堂，在大街上是可以看到的，只不過是換了一種形式而已。”
“吳國峰的骨灰一直放在家裡嗎？”
“起初，他的骨灰放在家裡，我做了一個玻璃櫃，把吳國峰的骨灰放在玻璃櫃內，在自家開的小鋪門前設的靈堂 一直到這個房子拆遷後，搬過來。 我曾答應丁老師，要一直在家裡保存他的骨灰，後來，我的小兒子身患尿毒症去世後，家中所有的親戚朋友包括我的女兒、我的父母都來勸我把他們兄弟倆的骨灰葬下去，入土為安。”
“他們的骨灰是葬在在公墓裡嗎”
“不是，我沒有錢去買墓地，私人土地，生產隊的土地吧。我是通過一個熟人的介紹，一個墓大約花了三千元左右，買下的，在一個小山上。我的小兒子得了尿毒症後，我花光了所有拆遷款，為他治病。丁老師得知後，打電話給我，我詳細地告訴她後，她也給我寄來一些錢，包括成都的這些熱心人，都給我了幫助，讓我的小兒子多活了半年，還是沒有治好。”
從他們現在住的地方，過馬路，穿過巷道，有一條岷江支流貫穿整個五津鎮。站在江邊，放眼望去，可以看到一座石橋，過了石橋，就是埋葬兩個兒子的小山，山上種滿了樹，郁郁蔥蔥，山頂上有一個小亭子，如果開車去，只需20多分鐘就可以走到。
記者開車帶著我們和吳定富夫婦到山上吳國峰的墓地去。山上有一些農家院，每逢周末，會有很多城鎮裡的人到農家院裡休閑度假，農家院的四周種了很多柚子樹。轉過農家院，沿著一條小道往深處去，走到一個山坡前，沿著坡道往上走，就是私家墓地了。吳國峰的墓是一個磚砌的圓形的墓，墓的外圍又用水泥砌了一個半圓形的墓圍，碑上刻著：愛子吳國峰，生於六八年六月初八，卒於八九年五月初一。
六四”慘案距今已經過去了二十四周年，吳定富夫婦倆談到孩子的死，眼淚就不由自主地流了下來，他們說道：“孩子的骨灰雖然葬了下去，家中的靈堂一直保留著，自己時時刻刻都沒有忘記孩子渾身是血躺在那裡的模樣。”
“我的孩子送到北京是去讀書，被無辜打死，至今，政府都不給我們一個說法，有時，還要對我們進行騷擾。公安系統的人曾找過我們，讓我們不要去北京，不要去鬧事。我們不服，他們有什麼權利可以干涉到我們，每年“六四”，我們就公開在大馬路上燒紙。於是，他們私下又去找我們的女兒，讓女兒勸我們，不要鬧事，否則，他們身上的這身制服就沒有辦法穿了。想起這些，心裡堵得慌，好像一塊石頭壓在那裡。”
吳定富夫婦表示：“我們一百多名難屬向政府提出我們的訴求，堅持了二十多年，至今未有結果。我們還要繼續堅持下去，要求不會中斷，一代不行，還有下一代。雖然，我們地處小地方，但是，我們的心永遠和難屬們站在一起，難屬們的所有決定，堅決支持，堅決參與，直到“六四”問題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