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難者：田道民 (明)，89年遇難，年齡22歲，已經是大四的學生，再有一個多月就大學畢業了。 6月4日清晨，在六部口被坦克碾死。
“我在北京臨來時，看了丁老師彙總的難屬資料，知道田道民是被坦克軋死的。而且，在六部口死了好幾個，都是被坦克碾死的，但是，沒有想到這麼慘。政府竟然用 有毒的催淚彈，用在自己國家的國民身上，讓他們暈倒在地，不能動彈，一排坦克並排壓過去 。這是第一次聽說，我的眼淚都要出來了，政府這樣的行為，簡直是在犯罪！ ”
2013年10月13日周日，我和吳麗虹南下，看望並採訪在外地的難屬。採訪的第一站將從廣州開始。
田道民，1989年是北京科技大學85級管理系學生，死於“六四”大屠殺中。他的父母田維炎、黃定英現住在廣州，與他們的小兒子一家住在一起。時光冉冉，“六四”大屠殺已經過去了24年，他的父母也步入了老年。
二十四年過去了，如政府所希望的那樣，對中國百姓封鎖有關“六四”大屠殺的真實情況和消息，在歌頌他們治國的豐功偉績時絕口不提“六四”屠城的罪惡。隨著時間的流逝，“六四”屠城會淡出中國人民的視線外，時間真的會讓記憶淡忘嗎？
我們離開北京時，給他們打了電話，黃定英接的電話，得知我們要來，她很高興，囑咐我們，到了廣州，她會讓小兒子開車來接。電話裡我告訴她，我們已經訂好了酒店，離他們住的地方花都區應該是不太遠，而且，酒店離地鐵站很近，不麻煩他們了。
結果，人還未到廣州，就接到他們的小兒子發來的短信，問我們幾點能到廣州，告訴我們如何中轉地鐵線路，在哪站下車，下車後會和他的父母到酒店看望我們。
我們買的是北京到廣州的高鐵票，在廣州南站下車後，直接坐地鐵2號線在嘉禾望崗站下車轉地鐵3號線在仁和站下車，我們的酒店就定在那裡。我們和田維炎夫婦及他們的小兒子從未謀過面，從地鐵站出來，我的眼睛正在尋找著酒店的名稱時，一個個子不高，上身著一件紫花短袖無領的衣服，下身穿一條黑色的褲子的婦女走過來，對吳麗虹說：“你們是北京來的吧？”“是的，您是黃定英吧？”聽到對話的聲音，我急忙轉過身去，看到吳麗虹正在和一位婦女說話，旁邊站著一位老者和一位看起來還很年輕的男士。我知道，這定是田維炎夫婦和他們的小兒子。
他們把我們送到酒店，酒店真的是離地鐵站很近，可以說是緊挨著地鐵，三步兩步就到了。放好隨身攜帶的行李，脫去離開北京時穿的秋裝，換上夏裝。北京的10月已經進入了秋天，但是，廣州還很熱，有點像是北京九月上旬的天氣。
http://youtu.be/2ZXJMseTNOY
一家三口在酒店門口等著我們，定要請我們吃飯，為我們接風洗塵。席間，黃定英說道：“這麼多年過去了，我的心裡一直放不下我的兒子田道民被坦克軋死這件事，經常會想起他來，盡管我的小兒子、兒媳都對我們很孝順，讓我們開心，讓我們不要總是想著不開心的事，但是，心裡就是放不下。”“今天，見到你們，這麼遠能來看我們，我們就像見到自己最親的親人一般，我們的關系不同於任何一種關系，大家都是難屬，同命相連。”我和吳麗虹也講了當年我們的丈夫被打死的經過。
由於天色已晚，我們當天沒有去他們的小兒子家，約定，第二天上午九點半左右到他們家。他們的小兒子對我們說：“今天，原本打算去廣州南站接你們，因為，我休息。但是，單位臨時有事需要我去辦，花都區是在廣州的北邊，離廣州北站近，離南站遠，因此，我來不及去南站了，只好，和我的父母在你們住的地方等你們。明天是周一，我要去上班，我沒有辦法開車去接你們到我家，你們明天去我家，可在酒店的馬路對面坐701A到茶園農場下車，沒有多遠就到我家了。”黃定英說道：“明天，我會在車站等你們。”
第二天，我們按照約定的時間坐車，坐到茶園農場，在車上便看見黃定英早已等在那裡。的確，小區離車站不遠，往前走到路口，拐過彎有一百米的距離就到了小區的門口，田維炎在小區的門口等著我們。
緊挨著小區大門口有幾間屋子，門口掛著老年活動中心的牌子，站在門口可以看到屋裡有幾張桌子，那是棋牌室活動的地方，裡面有幾位老人在打麻將，和棋牌室相鄰的屋子，從外面是看不到裡面的布置。黃定英指著棋牌室對我們說：“老田每天在棋牌室值值班，看著活動中心，幫助收收錢，居委會每月給他800元錢。兒子也不需要我們掙錢，只是在家裡沒有事干，在外面做些事，掙點零花錢。以前，我的孫女小的時候，我帶孩子，現在，孫女大了，我沒事，有時候也會到這裡，幫助搞搞衛生，大家的關系相處的都非常好。”
田維炎夫婦把我們領到家，整個小區不是高層建築，都是六層的板樓，他們家住在五樓。黃定英邊走邊介紹：“我們是2004年搬到這個小區來的。在這個小區已經住了很多年了，現在，年紀大了，兒子說小區沒有電梯，等以後再重新買一套帶電梯的房子，讓我們住，可以不用爬樓梯了。”
來到他家門口，一進門，是一個很大的陽台，陽台連著客廳。客廳很大，大約有30多平米，這是一套約有130多平米三室一廳的房子。客廳裡有一架鋼琴，沙發上放了很多毛絨玩具，這些都是他們小孫女的東西。他們的兒媳婦在家，兒媳婦看起來是一個很明理的人。她的父親是花都區電力公司的領導干部，有一個哥哥，她原是在某物業公司工作，現辭職在家，女兒已經12歲了，學習很好，余時，在家裡還練鋼琴。由於是周一，孩子上學，我們沒有看到。
田維炎今年72歲、黃定英今年68歲。原是湖北省石首市高陵鎮栗林嘴村人，孩子們小的時候，他們在家務農養活幾個孩子，在農村時，靠種地，每年收成換不來多少錢，每當，農閑不忙時，田維炎還要靠打一些短工接濟家裡的生活。
田維炎夫婦共有五個孩子，老大是女兒、老二是兒子田道民，死於“六四”大屠殺中、老三；老四是女兒、老五是兒子。三個女兒都嫁在不同的地方，生活還可以。
小兒子畢業於廈門大學財經專業，目前，是某電力公司的財務主管，他的收入應該不錯。小兒子原名父姓，後因高考時，為防止其他人作弊，抄襲他的考卷改為母姓。他是一個孝順的孩子，知道他的父母一生非常不容易，自己的哥哥在北京被無辜打死，當年，自己雖然年紀小，很多事情不是太清楚。但是，目睹了父母，失去兒子的痛苦，母親為此得了精神病，曾住院兩次，父親強忍內心的痛苦，繼續為了家庭生活，到處奔波，心中就萌生了自己工作後，一定要把父母接到身邊。讓他們可以頤享天年。他98年畢業，99年將他的父母親從湖北老家接到廣州，共同生活至今。
我們說明了來意。“六四”大屠殺已經過去二十四年了，明年就是二十五周年，我們在北京的難屬，一直記掛著外地的難屬，不知你們生活情況，這二十多年是怎麼過的。今天，來看望你們，是想聽聽你們的心聲，自己心裡有什麼想法說出來，因為，我們還要繼續向共產黨及中國政府追究其屠城的責任。”
田維炎首先說道：“我們要求中央能給我們有一個圓滿的答復，我們認為“六四”大屠殺中央搞得不對，自己的兒子只是去讀書，沒有觸犯中國的法律。也沒有做危害國家的事，采用這麼殘忍的手段，對待手無寸鐵的學生以及北京市民，至今，沒有一個說法。我們希望，中央能在我們有生之年，給我們一個結論。如果中央不解決，我們心中不服！”
“我們從95年開始，向國家提出我們的訴求，要求追究責任者的法律責任、公布六四真相、對受難者親屬進行國家賠償。您認為我們的三項訴求是否合情合理，今後。我們將如何做，您談談自己的看法。”
“堅持我們的三項訴求當然是對的，還要繼續堅持下去！我們就是要和中央評評理，中央這麼做，完全是錯誤的，把我的孩子用坦克碾死，這麼殘忍，是什麼道理！”
夫婦倆共同談起，當年，田道民被坦克碾死的經過。
田道民，89年遇難年齡22歲，已經是大四的學生，再有一個多月就大學畢業了。6月4日清晨，在六部口被坦克碾死。學校電報通知家屬，他的父母接到電報，知道這個消息後如晴天霹靂，天塌下來一般，實在不能成行，是他們的兩個侄子去北京替他們處理後事。田維炎的侄子當年一個36歲；一個25歲，處理完後事後回來對他們敘述情況。
6月3日白天，田道民在學校裡做畢業論文，下午五點多鐘吃完晚飯後，有3個同學不是一個班的，看見他對他說：“田道民，你白天怎麼沒有去？白天，政府沒有和我們對話，聽說晚上政府會和我們對話，一起去看看吧。”他們結伴出去。
同學告訴田維炎的侄子，在去天安門廣場的路上，部隊已經開始開槍，田道民和同學們也一起參加了搶救受傷學生和市民的行動中。
天安門廣場在6月4日臨晨清場後，四人一排，從天安門廣場往西長安街方向撤離。走到六部口遇到部隊，北京市民護住學生跪在坦克前，攔住部隊，部隊打出帶有毒氣的催淚彈使得在場的學生、市民暈倒在地不能動彈，一排坦克從這些失去知覺的人群中軋過去，田道民也在其中。田道民半個額頭帶一只眼睛被坦克軋掉，只剩下半個額頭及另一只眼睛，身上沒有傷痕，當時死亡。他的一個同學暈倒時，正好是倒在馬路邊上欄杆處翻倒在馬路牙外邊，牙齒磕掉了一顆，撿回了一條命，回來向他的兩個侄子講訴了當時的情景。北京的市民為了搶回學生的屍體，被機槍掃射打死打傷了很多人，地上的血很厚洗都洗不干淨。
將近中午，田維炎因要去棋牌室關門，離開了家，我們繼續和黃定英談。
“我在北京臨來時，看了丁老師彙總的難屬資料，知道田道民是被坦克軋死的。而且，在六部口死了好幾個，都是被坦克碾死的，但是，沒有想到這麼慘。政府竟然用有毒的催淚彈，用在自己國家的國民身上，讓他們暈倒在地，不能動彈，一排坦克並排壓過去 。這是第一次聽說，我的眼淚都要出來了，政府這樣的行為，簡直是在犯罪！”
吳麗虹也說：“我們家是老北京人，聽老人們說，過去，國民黨殘忍吧，他們面對學生運動也只是拿水龍頭漬學生，沒有看到開槍去鎮壓學生。”
“是的，我在醫院時，一位老者也說過同樣的話，他活了這麼大歲數，在北京，從來就沒有見過這樣血腥的場面。”
“我在家，聽我的侄子回來說，軍隊鎮壓，是中央對部隊說北京出現了反革命暴亂。部隊在進京之前，不讓他們看報紙、不讓他們看新聞。”
“不管怎麼樣，咱們的兒子，沒有犯法吧，是無辜的吧。學生再不對，把他們抓起來，把事情問清楚了，也不能開槍殺人吧。”吳麗虹接著說。
“他是無辜的，他只是去讀書。我的孩子這麼殘忍地被殺死，心裡很難過。自己的孩子考入北京的大學，要想培養他，從小就要開始，我們在農村種地，一年也得不到多少錢，因此，很不容易，結果，書沒有讀完，就被國家打死了，非常可惜，自己心裡怎麼能忘記呢，在我的心裡總是有一道傷口。我的孩子，那天出去，只是聽說，鄧小平要出來和學生對話，你鄧小平出來和學生對話，有什麼不可以？下令用這樣的極端手段對學生，我無法接受，這麼多年了，這件事情一直壓在我的心裡，根本忘不掉。”
學校，對田道民的處理意見定為誤傷而死。因此，讓他們的侄子給他們帶了一千元錢。田道民的同學們得知他的家境非常困難，自願每人捐出10元錢給田維炎夫婦，讓他們供小兒子繼續讀書。當年，他們的小兒子在讀中學，還給他們寄過一些工作服之類的衣服。後來，田道民的同學，因當年的學潮，分配的工作都不理想，漸漸地就失去了聯系。
田道民的骨灰葬在湖北石首市高陵鎮老家，田道民的學生證、身份證、衣物等按照老家的風俗習慣，燒給了他。現在，他們也不常回老家，家中的屋和地給親戚了。
兒子被無辜打死已經二十多年了，早些年，田維炎夫婦都是以淚洗面。田道民的父親在老家種地時，每天都要在地頭哭一場。母親精神上很長時間都不能從中解脫出來，甚至去精神病醫院看病。這麼多年，內心深處沒有一天不去想自己的兒子。夫婦倆一再重申：希望，能夠在有生之年，看到國家對六四大屠殺有一個公平、公正的解決，還原當年開槍的真相，中國是有法的，我們的孩子不能就這麼不明不白地死去，中央不要再回避下去了，必須給我們一個交待。
我的心和他們一樣，做為一個中國的普通公民，第一次知道了，北京六部口，中國的軍人采用如此殘忍的手段，去屠殺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況且，學生們已經從天安門廣場撤離，清場任務已經結束，學生們沒有用暴力行為去對抗中國的軍隊。北京究竟有沒有發生反革命暴亂，誰又是暴徒，不能再用謊言去欺騙民眾了。在六部口，采用毒瓦斯摧殘人的神經，再用坦克去碾壓，毫無反抗能力倒在地上的人群，這樣一種集體滅絕，實在是令人發指，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中國的軍隊、下令用坦克碾壓群眾的命令者及執行者，都將會受到人民的審判，歷史是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