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難者：孫輝，男，遇難年齡19歲，北京大學化學系88級4班學生。 89年6月4日晨，孫輝騎車尋找被戒嚴部隊沖散的同學，身穿紅色的北大背心，下穿牛仔褲，於復興門附近被射殺。
“我的兒子死在北京時，我還在井下努力地採煤工作為國家添磚添瓦。聽到孩子被打死的消息後，我心中很不理解，這是為什麼？ ！我響應共產黨的號召到最邊遠、最荒涼的地方參加國家建設，從沒有想到我的孩子會死在共產黨的槍下。事情處理完後，我回到煤礦，過了一段時間，鄰居和我說了一件事，我們那裡的派出所讓他們監視我們的一舉一動，我知道後很不理解這種監視行為，我的兒子被你們打死了，反而我們成了被監視對象。 ”
2013年11月中旬，我和郭麗英到中國的中部地區河南、湖北、江西看望生活在那裡的難屬。
我們先到鄭州看望生活在女兒身邊的孫成康、於清夫婦，89年，他們最小的兒子孫輝是北京大學的學生。
我們從北京到鄭州坐的是高鐵，兩個多小時就到達鄭州，出了火車站，孫承康老伴於清和他們的女兒早已在站前等候我們的到來。於清穿了一件暗紅色的毛衣外套，身體微胖，他們的女兒孫寧穿了一套蘭花中式的棉衣褲，身材苗條，給人感覺非常清秀。見到他們大家都覺得有一種相見恨晚的感覺，非常親切地擁抱在一起。
路上，只要一提到孫輝，孫寧就禁不住流眼淚，可以看出，她是一個很重感情的人，畢竟，孫輝是他們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個弟弟，也是父母最疼愛的孩子。
臨來鄭州前，孫承康曾打電話給我，邀請我們去他家住，說是大家在一起說話比較方便，起初我是同意了，後來和郭麗英商量覺得不要過於麻煩他們了，畢竟他們的年齡也大了，在他家住，勢必會給他們的生活增加負擔。因此，在北京還是預定了離他家不遠的酒店，准備見面時再婉轉地解釋。孫寧告訴我們，她從她的父母那裡知道我們要來，還要住在她父母家，覺得很怠慢我們，她的父母住在動物園職工樓裡，房間很小，沒有讓她的父母告訴我們，執意在她父母家對面比較豪華的酒店裡給我們定了房間。我們很慶幸在北京預定了酒店，因此，婉言謝絕了孫寧的好意。
來到孫承康家，院子裡的這幾棟樓，都是動物園職工的住宅樓，看起來年代比較久遠，應該是五六十年代建起的房子。動物園職工的住宅樓緊挨著動物園，從小區的門口沿著馬路往前走，走到十字路口往右一拐，沒有多遠就是鄭州市動物園的大門口。
他們家住在臨街的一棟樓裡，在四層。對於於清來說，每天的爬樓是比較吃力的事，她的腿腳不太利索，上下樓只能扶著樓梯的欄杆往上爬。
一開門，孫承康在家裡等著我們。這套房子的確是年代比較久遠了，老式的，沒有客廳，只有一個過道連著兩間臥室，廚房加一個不大的衛生間，主臥室靠著馬路連著一個小陽台，整套面積大概也就四十多平米。這套房子是他們的女婿單位的房子，女婿的父母是鄭州市近郊地區的人，大學畢業後，他分配到鄭州市動物園工作，孫寧也就隨著嫁到鄭州來，他們結婚就在這套房子裡。現在，他們的女婿已經調離動物園，但還在園林系統工作。
午後，我和郭麗英對他們夫婦倆進行了采訪和錄音。
“今天，我們到這裡來，一是看望您們，看看您們的生活的情況，二是也想聽聽您們的心聲，畢竟六四已經過去了二十多年了。先簡單說說當年孫輝遇難時的情況，然後，由郭麗英提問。”
“我叫孫承康，今天，我講講我的兒子孫輝，在1989年“六四”，死在解放軍槍下，我感到很遺憾。我是一個老工人，1966年，我響應黨和毛主席支援大西北的號召，帶著全家我的老伴和我的大兒子到寧夏支援建設。寧夏那個地方，人煙稀少，生活極端困難，我都沒有怨言。我是本溪煤礦的，在當時本溪比寧夏要好的多，生活條件，物質條件都比寧夏要好很多。我還是本溪煤礦的團支部書記，在我的帶動下，整個團支部的人全部都到寧夏，支援大西北建設中去了。”
孫承康、於清夫婦原是遼寧省本溪市人，孫承康在本溪市煤礦任團支部書記，1966年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支援大西北建設，舉家遷徙到寧夏石嘴山市煤礦。當年，他們的大兒子已經出生，一家三口義無反顧地離開生養他們的東北家鄉。來到物資匱乏，生活條件艱苦，沒有任何怨言。在孫承康的心中，黨的號召就是他生活的理念和信仰，從沒有懷疑過黨的領導，無論多艱苦的環境，他都不會掉鏈子。
在寧夏工作時，他們的女兒孫寧、最小的兒子孫輝相繼出生了，一家五口在大西北生活，條件雖然艱苦，但是，夫妻和睦，兒女們從小聰明、聽話、懂事，個個學習都很優秀，是一個讓人羨慕，充滿了愛的溫暖家庭。
三個孩子都考上了大學。大兒子考上寧夏醫學院，現在，是寧夏一家醫院的院長。女兒考上了沈陽建築工業大學，現在，自己開辦了一家園林園藝制作公司，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了。
最小的兒子孫輝，最是他們夫婦倆人為之的驕傲。他從小就聰慧過人，一直是學校的尖子生。在他讀高二時，孫承康讓他試著考大學，想檢驗一下他的讀書情況，結果，他一考就考上了寧夏大學。孫輝對他的父親說：“我要再讀一年，我想考北京大學。”孫承康一想，自己的孩子說的有道理，孩子本來年紀還小，再讀一年，他能夠考上北京大學，當然是件好事，那是全國頂尖的學校之一，又在首都北京，那可是全國人民向往的地方，孩子可以見見世面。
於是，他同意了孩子的要求，留在學校裡繼續讀高三。孫輝果真不負眾人所望，在第二年高考時，他考上了北京大學化學系，是北京大學化學系88級4班的學生。全家都非常高興地將他送到了北京大學。
“我的兒考上北京大學，我們非常高興，心想守在中央領導人身邊，能得到很好的教育，也能讓他更加熱愛祖國。到學校不到一年，學運開始，我的兒子也參加了靜坐，6月4日清晨，同學們走散了，孫輝騎著自行車，去尋找他的同學，當他騎行到復興門附近時，被戒嚴部隊無任何緣故開槍打倒在地，由近旁市民送到兒童醫院搶救，送到醫院已經沒有了呼吸。”
臨來之前，我看了丁老師寫的【尋訪六四受難者】這本書中有關孫輝被打死的情況。書中寫到：1989年6月4日8時左右，孫輝騎車出了北大校門，匆匆趕赴天安門方向。他是主動接受同學們的委托，去尋找4日臨晨從天安門廣場撤出而未歸來的班長和幾位同學的。當他行至復興門立交橋附近的時候，正遇上殺紅了眼的戒嚴部隊士兵瘋狂地向人群開槍，他沒有躲過這一劫，罪惡的子彈從他左腋窩穿過心髒由右腋窩射出，鮮血染紅了他那件印著【北京大學】字樣的汗背心，隨即倒在了大街上。事後人們議論，也許正是他那件醒目的汗背心，成了戒嚴部隊射擊的目標。因為開進首都執行戒嚴任務的士兵被告知，他們要平息的那場【暴亂】是北京的大學生發動的。
當我讀到這裡時，心中非常氣憤。我無法把發生在孫輝身上的事情和中國人民解放軍號稱是人民的軍隊聯系起來，在我看來，只有法西斯才有如此行為，視人的生命如羔羊，可以任意宰割。孫輝只是行在路上的行人，只緣他身穿一件北京大學的背心，就被視為屠殺的對像，更何況他還只是一個19歲的孩子，那麼的年輕，如此喪心病狂的屠殺行為實在是天理難容！
現在，我們零距離地接觸到孫輝的父母，六四慘案已經過去了二十四周年，他們提到自己的兒子孫輝，依然會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淚，兒子的死無時無刻不在折磨著他們的心靈。尤其是孫承康，為了支援大西北的建設，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舉家遷徙到條件那麼艱苦的地方，他沒有怨言，因為他心中有信仰，有對共產黨的信任和建設新中國的向往。在他的兒子被打死的那一刻，他正在煤礦的井下工作著，他不知遠在千裡之外的孩子已經被戒嚴部隊無故打死在街頭，這讓他的信仰，對共產黨的信任徹底崩潰。
“過了幾天，接到孫輝同學的來信和學校的通知，我和我的妹妹、我的女兒還有女兒的同學一起來到學校，看到孫輝的遺體放在學校裡的冰櫃裡，心裡特別難受，特別特別痛苦。我想，我把我的孩子送到北京，在共產黨治下的首都讀書，可以培養成一個很好的為國家建設做出貢獻的孩子，結果卻死在共產黨的槍下，這是讓我終生感到非常遺憾也是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
“我那麼聰明的孩子高二時就能考上大學，可想他的智力有多高，他的英文也很好，在北京時能夠和外國友人很流利地對話。我還有一件感到遺憾的事，就是如果不考上北京，在其他學校讀書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知道此時此刻孫承康對兒子的內疚之心，這是一個父親守望自己孩子的拳拳之愛，他如果不把他送到北京讀書，他就不會死在共產黨的槍下。
“我的兒子死在北京時，我還在井下努力地采煤工作為國家添磚添瓦。聽到孩子被打死的消息後，我心中很不理解，這是為什麼？！我響應共產黨的號召到最邊遠、最荒涼的地方參加國家建設，從沒有想到我的孩子會死在共產黨的槍下。事情處理完後，我回到煤礦，過了一段時間，鄰居和我說了一件事，我們那裡的派出所讓他們監視我們的一舉一動，我知道後很不理解這種監視行為，我的兒子被你們打死了，反而我們成了被監視對像。”
“95年，我退休後決定離開煤礦，我先回到東北老家看看，然後到河南鄭州女兒家，當時我的女婿在動物園上班。我們人剛到不久，鄰居就告訴我們，說是動物園派出所接到指令找他們，讓他們看著我們有沒有異常行為，鄰居告訴我們的同時也對監視我們的做法感到非常氣憤。我心中在想，天安門事件死了那麼多人，至今也沒有一個交待，我把自己的一生貢獻給國家，兒子被打死了，我們還被看著，家裡的電話也被監聽，好像犯了罪一樣，這樣的做法，怎麼共產黨像當年國民黨一樣，我的心中很不理解。”
孫承康接著又說道：“我的兒子已經死了二十多年了，從沒有人關心過我們，每年一到“六四”時我們都是以淚洗面。我的老伴因為兒子死了身體越來越差，看了很多醫院吃了很多藥，就是現在每到夜裡12點以後不能睡覺，只能在屋裡走來走去。鄧小平死了，國家換了幾屆領導，對於六四事件一直沒有給我們一個解釋，孩子被無緣無故地打死了，我們像反革命一樣被無緣無故地遭到管制，直到現在也不知道犯了什麼罪。現在習近平上台，我真心希望他能夠關注到我們這個群體，給我們這個群體一個說法。天安門事件受難者的親屬有很多人都已經離開人世了，我現在也有七十多歲了。”
“您今年多大？”
“我今年已經72歲了。”
“您呢？”我問孫承康的老伴於清。
“74歲”
“我也知道我們活不了多久，但是，我希望在我們臨終之前能夠知道天安門“六四”事件真相究竟是怎麼回事。我的孩子在路上騎著自行車被打死了，究竟是犯了什麼罪！在此，我呼吁有良知的人、呼吁國際友人、呼吁世界上熱愛和平的人對於我們六四遇難者的親屬給予支持和關注。我們沒有做對不起共產黨的事，希望共產黨不要把我們當做敵人一樣遭到監視和管制。”
“您認為共產黨拿著屠刀舉向人民這樣的做法對嗎？”
“我對天安門六四事件是這樣看的，當時我的兒子只是一個學生，手無寸鐵，你們怎麼就能拿著機槍往人身上打，你們都有父母兒女，如果你們的兒女被無故打死了，你們的心情是什麼樣的？我想習近平主席也應該知道，當年你的父親習仲勛受到迫害，為了你的父親你也受到牽連，你是什麼心情，希望習近平主席能夠體驗體驗我們這些失去兒女的老人心情吧！我都七十多歲了，我不怕，願意殺就殺，願意抓就抓。”
“你們孩子的骨灰葬在寧夏了？”
“我的兒子的骨灰一開始放在北京八寶山，三年後我們把他帶回寧夏放在家裡，直到08年國家還沒有解決的意思，我們才把他入土為安了葬在他奶奶的旁邊。”
“我們難屬群體已經走過了二十四年的艱難路程，在我們的群體裡失去兒女的父母年事已高，他們的心情都和您們一樣，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夠看到“六四”問題的解決，我們年復一年又一年地向國家遞交我們的訴求至今也無果。明年就是二十五周年了，您希望國家能為我們解決什麼，您對二十五周年的系列祭奠活動有什麼想法。”郭麗英問道。
“我的孩子死了那麼多年，我人雖在外地，但是我知道我們每年兩代會開會時、“六四”前夕我們都會有聲音發出，而且我們的三項訴求真相、問責、賠償一點也不過分，但是國家至今也沒有給與我們一個答復，我們的要求如石沉大海，國家的這種態度，讓我們所有的人感到心寒。因此，我希望在習近平的任期內能夠很好地考慮一下我們的要求，能對我們有一個很好的了結吧。”
“對當年六四大屠殺的認識，您認為是犯罪還是錯誤？”我接著郭麗英的話題繼續提問。
“犯罪！”於清語氣堅定地說道。
“六四大屠殺事件，在全世界公認的就是犯罪！因為我們這些孩子，我們這些死難家屬都沒有拿著槍，沒有搞什麼反革命活動，孩子們被無緣無故地打死，我們這些難屬被監視起來，這不是向人民開刀嗎？這是屠殺我們，這是共產黨向手無寸鐵的人開槍，我內心很不理解。”
“他認為他是維穩；他認為是為了鞏固政權，您是這麼認為屠殺就可以解決學潮這件事嗎？”
“我認為20多年前用屠殺的方式，使很多人害怕了，不敢吱聲了，但是大家心裡是不服的，越是壓的深反抗的越大，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早晚會爆發。”
“是的，當年學生們是要求民主、要求廉政、要求國家有良好的發展。六四大屠殺後雖然中國的經濟有了很大的進步，但是沒有了批評就像有了一個溫床，助長了貪污腐敗現像的出現，官員們可以利用手中的職權為所欲為。”
“我知道當年學生們提出的口號就是反貪污、反腐敗、反官倒，學生們死了，很多人死了，經過這麼多年，貪污腐敗現像越來越嚴重，嚴重到什麼程度，就說國家公開公布的鐵道部長吧，他有380多套房子，這讓全世界的人都感到吃驚，現在很多官員都在貪，習近平上台後，對貪污腐敗現像進行整頓，這一點我還是支持的，如果不這樣做，國家就太可怕了。”
這就是一個普通公民，1966年時一個血氣方剛的青年，義無反顧地帶著全家支援大西北建設的建設者，內心真心的表白。其中有自己對國家的未來期望，因為他為此貢獻了自己的一生，這是他難以割舍的情感。有共產黨開槍把自己孩子打死的痛苦，這種痛苦一直折磨著他讓他痛不欲生，二十多年過去了依然沒有得到解決。在他的有生之年，希望他的期望能夠得到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