註：杜東旭先生2013年11月7日逝世，終年86歲。
《清明時節憶故人──追思難友杜東旭先生》丁子霖 蔣培坤
今年發表致「兩代會」公開信時，難友們悲傷地不得不把一向為大家所尊重的杜東旭的名字從信末簽名行列中移至下面已故難友行列中去了——他於2013年11月7日離我們抱憾而去，終年86歲。
杜先生是位軍人，但他在我們「六四」難屬群體中並不是唯一的軍人。他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被尋訪到以來，始終與我們站在一起並肩抗爭——即使在險象叢生的最艱難時刻，他也總是一如既往，不離不棄我們這個苦難群體。... ... 更多：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5985
“人間相伴能幾時，朝朝暮暮總相思
（文：六四死難者馬承芬丈夫 ── 杜東旭／《六四難屬二十年的心路歷程》2009年）
二十年前學生們為了國家的前程，不惜犧牲一切在大街上遊行請願，提出反貪反腐，爭民主的口號。可是讓人沒有想到，當權者竟然出動大量軍隊，開著坦克鎮壓學生，並用機槍掃射，打死數百甚至上千人。我更沒有想到的是，我的愛人、當年已經55歲的馬承芬竟也成了一名慘遭槍殺的無辜死難者。
她是1949年參軍的，1951年入朝參戰。在朝鮮戰場上歷經三載倖免於難。歸國後於1958年復員，做了隨軍家屬。1989年，她都已退休了，本來可以安度晚年，卻沒有想到竟遭到如此不幸。
當時，我們所住的幹休所，就在複外大街木樨地水利科學院對門，距大街只有200米左右。這個地段是民眾和戒嚴部隊之間對抗得最激烈的地方，人員死傷很多。慘案發生後，在我們居住的幹休所樓底下，聚集了很多退休的軍隊老幹部，他們都對軍隊開槍屠殺民眾的行為忿忿不平。夜間約10點左右，從西向東開來的軍車，竟毫無人性地朝胡同裏的居民開槍掃射。當時我的妻子正坐在樓下臺階上，同一幫老太太和電梯工說話，而我就站在離妻子2米遠的地方。突然間，一陣亂槍，一顆子彈擊中了我妻子的右下腹部，頓時栽倒在地上，鮮血流了一地。眾人見她氣息奄奄，生命垂危，忙著送附近的醫院掄救，哪知道把她抬到病床上時她早已停止了呼吸。
妻子的突然死亡，我真如五雷轟頂，痛苦萬分，對這個社會真正絕望了。若不是子女和親朋的勸說，我都不想活下去了，將近兩天多沒有吃飯，實在難以下嚥。
好不容易熬過了兩年多，後經好友的女兒牽線，結識了“六四”難屬丁子霖，幸運地參加了難屬群體的抗爭行列。
但是，接著事情也來了。二十年來，我遇到很多艱難的事，幾乎每到“六四”，或有重大行動，都會受到公安的監視。比如：當年克林頓訪華前，幹休所的領導找我談話，要我到北戴河避暑，開始我不知內情，說好啊！後來我才知道他們的用心。
平時，我的一舉一動都被他們監視，每到“六四”前後，只要我一下樓，就有戰士和派出所公安人員跟隨，哪怕到幹休所開會也有人跟隨到樓上。對此我萬分氣憤。既然如此，我就跟他們說要到植物園去；到了第二天，我又說要到故宮去，他們就不得不派車跟我去。
2005年1月17日，趙紫陽病故的當天，我並不知情況，正好當天出發到成都女兒家去。就在這一天，我接到幹休所管委會主任的電話，他問我在哪里，我因為不知道他的用意，便告訴他我在成都。他說，趙紫陽病故了，千萬不要去他家。我覺得很好笑，我住在成都怎麼也趕不回來呀！但我得知這個消息，我真的很遺憾，也很悲傷。如果我沒有離開北京，我一定要去參加弔唁的。
後來我從成都回來，孩子告訴我，趙紫陽病故後，他們怕我去，就多次去找他問。孩子告訴他們，我去了成都了，可他們還是不相信，又問明電話打到成都。這樣的做法我覺得太無聊。為了發洩我的氣憤，我又故意給他回電說：我正在趙紫陽家，你們想怎麼辦？
總之，這樣的事情很多，實在太多了。二十年了，我和所有“六四”受難家屬都懷著同樣的心情，要求公平公正地公佈“六四”真相，對“六四”慘案製造者依照法律追究刑事責任，並且進行賠償，以告慰被無辜打死的亡靈，使他們能夠得到安息。
最後賦詩一首：攸攸生死猶千載，兩處茫茫皆不見。人間相伴能幾時，朝朝暮暮總相思。
原載於天安門母親網頁：http://www.tiananmenmother.org/”